一條十八公里的邊界，正以每年小幅流失的速度，侵蝕著香港花卉零售業的根基
週六清晨，旺角花墟的花店早已開門營業，水桶裡的玫瑰、康乃馨與百合爭相綻放，行人道上人潮如織。表面看來，生意似乎依然興旺；然而走近細看，花束上的價錢牌透露了截然不同的故事——曾經叫價五百至七百港元的一束花，如今只能賣到三百至四百港元，較去年同期至少便宜兩成。檔主們坦言，這並非他們自願的減價促銷，而是面對十八公里外深圳的競爭者，不得不做出的讓步。
一條日益「薄」化的邊界
「生意每年跌一點，」花墟一名店員近日向記者表示，「但一年年累積下來，就是一大截。」這種緩慢而持續的流失，正是香港花卉業在2026年的真實寫照。花店東主與零售業分析師一致認為，這不僅是單一行業的困境，更預示著任何規模細小、依賴人手、利潤微薄的香港生意，一旦鄰近出現一條龐大而便宜的供應鏈，將會面臨怎樣的命運。
深圳的鮮花批發市場從雲南切花產區直接進貨——亞洲市場上大部分玫瑰、康乃馨和百合都來自那裡——售價僅為香港花店經由自身較小、較貴供應鏈進貨成本的一小部分。在深圳花店，一束基本花束約售二百至四百元人民幣，折合約二百二十至四百四十港元；若在香港購入同等花材，成本明顯高出許多。高級花束的差價更為顯著。
跨境跑腿：抹平「麻煩」的新商業模式
多年來，這個差價的影響有限，因為要到深圳買花意味著專程走一趟：花一個下午過關、在批發市場逐檔比較，再拎著花束坐地鐵回家。然而，真正改變遊戲規則的，並非差價本身，而是套利所需的「麻煩」——如今已幾乎消失。
一批小型經營者應運而生，把這道麻煩徹底抹平。非正式的「代購」和跑腿服務在微信和Instagram上大做廣告，主打即日、人手攜帶，由深圳華強北、東門花市直送香港地址，額外運費往往只需五十五至一百六十五港元。有跑腿向本地媒體透露，鮮花訂單如今是其副業中利潤最豐厚的部分——這門副業最初由芝士蛋糕起家，但人手攜帶花束的利潤更高。
這些跑腿沒有一個持有香港花店牌照，沒有一個要繳付香港商鋪租金。他們只需一個微信帳號、一位深圳批發商的人脈，以及一名願意跨境奔波的跑腿。
結構性危機：不只是週期性波動
花店東主堅稱自己的困境並非孤例。自2023年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以來，餐廳成批結業，餅店、髮廊、精品店也陸續步其後塵。德勤中國的零售業分析師形容，香港正進入一段「結構性」而非單純週期性的波動期——利潤所受的壓力並非一時三刻的淡季，而是新常態。
兩股力量正同時發力。一方面，香港自身的成本——商鋪租金、人工、進口易腐貨品的成本——始終居高不下。另一方面，港元與美元掛鈎，令人民幣計價的內地價格在香港顧客眼中顯得愈來愈便宜。COVID防疫措施解除後，香港居民北上的次數多達數千萬人次，當中愈來愈多不再是新鮮感驅動的 outing，而是日常跑腿。
在這場更廣泛的轉變中，鮮花特別脆弱。與一頓餐廳飯菜不同，花束可以預先做好，兩小時內人手帶過境仍保持新鮮。與電子產品或衣服不同，它不需要保養、試穿或正規零售商的品質保證——一張微信上的實物照片，對大部分買家已足夠。而且，買花的場合往往是行事曆上固定、無法延後的日子：母親節、情人節、畢業禮、農曆新年。正是這種「不能等」的規律性，令跨境跑腿有利可圖。
轉型求生：從商品化市場撤退
在花園街後方一間細小的家族花店——在同一個窄小舖位經營了二十年，由母親傳給成年女兒——盤算變得殘酷地簡單。鮮花要提前數天訂購，又要在幾天內趁未凋謝前售出；旺角一個地舖的租金每月動輒數萬港元；每逢買花的大日子，總會迎來一波更便宜的內地貨源廣告。
這間花店的應對方法，是專攻微信跑腿難以輕易複製的服務：即日設計、度身訂造的繁複花藝、一小時內送達，以及轉向企業客戶、婚禮和喪禮花圈。這些場合的買家想要的是一間有牌照、可追責、信得過的店家，而非最便宜的花材。
然而，業內老行尊指出，每有一間花店成功轉型為高端設計生意，就有更多間撐不到轉型完成便先行捱不住：租約到期、老闆年紀漸大退下，家中無人願意接手一門基本經濟結構已經逆轉的生意。
內地暫時買不走的東西
人手帶過境的深圳花束，適合用作固定日子送出的禮物；但要應付婚禮當天早上現場搭建的花藝裝置、喪事發生後數小時內就要送達的花圈，或按合約每週更換的企業大堂花藝——這些範疇仍然講究鄰近、可靠與可追責。
香港花卉展覽每年春天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，吸引數以十萬計人次入場，正反映行業的「雙重現實」：公眾對鮮花的興趣一如既往地強烈，只是愈來愈多轉向活動、視覺盛宴與設計，而遠離最簡單的花束買賣交易。
目前，香港政府仍未就規管非正式跨境跑腿生意有所行動。然而，真正重塑香港花卉業的，並非某個政策漏洞，而是一個匯率掛鈎機制、一段三十分鐘的火車車程，以及一整代顧客——對他們而言，「內地」早已不再是外地，而只是一間更大商場裡，比較便宜的那條走廊。